第五十六章 驱龙入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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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意思的是，文祥的《密陈大计疏》，也是光绪元年，即1875年的事情。
汉、满各自最有洞察力的两个人，同时认识到了，中国在制度层面和西方诸强的巨大差距；而郭嵩焘还认识到了：不同的经济基础，决定不同的上层建筑。这一点，郭嵩焘的见地，又过于文祥了。
郭嵩焘对于关卓凡“另起炉灶”的设想，感觉犹如看见了另一个自己从浓雾中走了出来——就是那种脑子中有隐约的形象，口中却难以名状，结果被人家明明白白活生生地摆在了眼前的感觉。
那份痛快和惊喜，无可言语！
正是！原先的那个“制度”，既然已经**不堪，也不知道如何变戏法叫它焕然一新，索性完全不搭理他；在旁边建立一个全新的“制度”，你过你的，我过我的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一点一点抽旧“制度”的血，慢慢地“阴干”他，等到新“制度”茁壮长大了，旧“制度”也就自然死掉了！
最紧要当然是不要叫新“制度”感染旧“制度”的病菌，大家离得如此之近，如何做成功的“隔离”？
关键有两个。
一个是用人，要分得清“新人”和“旧人”，新“制度”一定要用“新人”。
一个是新“制度”里边，要有足够的新鲜空气，保证“新人”不会“泄气”而变成“旧人”。
这方面，郭嵩焘是有切肤之痛的。
就是他赴山东烟台等地。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的那一次。
郭嵩焘在当地设局抽厘，可是用人不当，他任命的厘局绅董私自增加了名目，大肆盘剥商旅，竟至发生福山县的商民怒捣厘局、打死绅董的事情，这也成为僧王和文煜攻讦他的重要口实。
这个事件，正好成为郭嵩焘品评肃顺的那段话的绝好注脚。
郭嵩焘谈及此事，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真正是‘请君入瓮’！”
曾国藩对郭嵩焘有一个评价，是“难堪繁剧”。意思是郭嵩焘只适合出主意当高参。不适合做政务官。
这个评价，关卓凡认为，只说对了一半。
郭嵩焘有书生气是真的，可绝非没有任事之能。他不论在山东还是广东。清理积弊、整顿政务。都是立竿见影。而郭嵩焘的“问题”。也正是他不论到哪儿，总要“清理积弊、整顿政务”，也就因此得罪当时当地的官场。包括处理不好和上官的关系。
在天津，和僧格林沁不睦；在山东，和文煜不和；在广东，和瑞麟不搭调，都是因为这个原因。
就是说，以郭嵩焘的性格和见识，在旧“体制”中，确实“难堪繁剧”。
在新“体制”中呢？
郭嵩焘这种人，难道还嫌太多不成？
何况，在关卓凡的设想中，“顾问委员会”实行“垂直管理”，并不需要和北京的其他衙门发生过多的联系，“顾问委员会”联系的对象，主要是各地的“新政”。
“顾问委员会”需要的权力，由关卓凡出面，拿过来交到“主任委员”手里。
所以，应该可以扬郭嵩焘所长，避郭嵩焘所短。
郭嵩焘的“出身”，对“顾问委员会”早期的工作，也有特别的帮助。
一般认为，郭嵩焘出身曾国藩幕中。但是，郭嵩焘绝非曾的普通幕僚，他在湘系中，有超然而独特的地位。
郭嵩焘的年纪，虽然小曾国藩七岁，但两个人却算是“同学”，他们都曾在岳麓书院读书，时间上是有交集的。
最重要的是，曾国藩的“出山”，是郭嵩焘一力促成。
洪杨乱起，文宗敕令丁忧在籍的曾国藩兴办团练，曾国藩犹豫不决。郭嵩焘几度登门，反复劝说，曾国藩终为所动，出面创办湘军。
曾涤生最终变成曾文正，始作俑者，是郭筠仙。
郭嵩焘于左宗棠，也大致起到了类似的作用。
郭嵩焘，实在是时代风向最敏锐的感知者。
“顾问委员会”的第一桩差使，是筹办“奉恩基金”。关卓凡打的算盘，除了“赎买”宗室对“新政”的支持外，他还要通过“奉恩基金”，实现一桩同样重大的图谋：控制所有“新政”的企业的财务。
因为“奉恩基金”的来源，是从各地新式工矿的盈利中抽成；而要抽成，首先就要弄清楚你有多少盈利，就是说，要盘你的帐。
如此，就掌握了新式工矿的财务。
关卓凡决定，新办企业，一律采用西法财务制度，就是“损益表”、“资产负债表”那一套。
原时空的洋务，办的不伦不类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财务制度老旧混乱，缺乏符合近现代企业制度的“数目字管理”，多少资源的浪费，多少人在其中上下其手，都根源于此。
建立了统一的近现代财务制度，企业自己才清楚到底赚了多少，亏了多少；而关贝子呢，也才好查你们的账。
还有，现在的中国，西法财务人才是奇缺的，哪儿有呢？
上海的洋行里有。
上海的广方言馆的西洋会计科里有。
广方言馆下面的“会计速成学校”里有。
嘿嘿，现在晓得俺多么高瞻远瞩了吧。以后中国的新式企业里，管财务算账的，都是从俺那疙瘩出来的人。
原时空那些名字响当当的企业，现在大多还没有开办。话说在前面，而不是中途插进去，事情就好办的多。新的财务制度的推行，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阻力。
但如果有人不理解甚至反对，郭嵩焘的“出身”就会起到一定的作用，因为办这些企业的，除了“轩系”，不是湘，就是淮。
用郭嵩焘有大把的道理和好处，但也是有隐患的，最大的隐患，是他的和左宗棠的恩怨。
这两个人，都是意气用事的人，同时，也都不是仰承上官鼻息的人，不是关卓凡说一句“你们别闹了”，就会乖乖坐下来合作无间的。
这个心结，不能系得太久，不然迟早误事的。
既然意气用事，就是性情中人，由此突破，未尝不能演一出“将相和”。
关卓凡说道：“筠仙，我知道左季高对不起你！”
关卓凡举荐左宗棠西征，为左宗棠摆平洋人银行、筹借洋款的事情，也已经传到了北京，则关逸轩和左季高的关系不言自明。郭嵩焘不能在关卓凡面前诋詈左宗棠，只好沉默不语。
关卓凡说道：“左季高给我写信，说起这件事情，有这么几句话，嗯，‘于亲有亏，于义无悖；于私有惭，于公无愧’——他晓得对你不起，‘于亲’、‘于私’，都说不过去，只好以‘义’、以‘公’来自况了”。
郭嵩焘轻轻地“嘿”了一声。
关卓凡继续说道：“‘左骡子’的心肠还没有变成石头——且不论他的心肠是硬是软，左季高的眼光可从来是好的，筠仙，你晓得他是怎么品论你的？”
郭嵩焘还真想知道，自己这个生平第一位“冤家”，人前人后，是如何讲说自己的？
关卓凡微笑着说道：“左季高说，‘筠仙大才，非一省一地之格局。粤抚之位于筠仙，犹龙困浅滩。某驱郭去粤，乃驱龙入海也！’”
郭嵩焘心头大震，心里五味杂陈，不知道说什么好？
关卓凡说道：“左季高确乎‘英雄欺人’，但唯有英雄能识英雄！筠仙，说起来，我倒要谢一谢‘左骡子’——非如此，你我又何能在此相见？”
说罢大笑。
郭嵩焘既感动，又尴尬。心里想，难道就此“放过”左宗棠？又好像太“便宜”了他！
*(未完待续。。)
有意思的是，文祥的《密陈大计疏》，也是光绪元年，即1875年的事情。
汉、满各自最有洞察力的两个人，同时认识到了，中国在制度层面和西方诸强的巨大差距；而郭嵩焘还认识到了：不同的经济基础，决定不同的上层建筑。这一点，郭嵩焘的见地，又过于文祥了。
郭嵩焘对于关卓凡“另起炉灶”的设想，感觉犹如看见了另一个自己从浓雾中走了出来——就是那种脑子中有隐约的形象，口中却难以名状，结果被人家明明白白活生生地摆在了眼前的感觉。
那份痛快和惊喜，无可言语！
正是！原先的那个“制度”，既然已经**不堪，也不知道如何变戏法叫它焕然一新，索性完全不搭理他；在旁边建立一个全新的“制度”，你过你的，我过我的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一点一点抽旧“制度”的血，慢慢地“阴干”他，等到新“制度”茁壮长大了，旧“制度”也就自然死掉了！
最紧要当然是不要叫新“制度”感染旧“制度”的病菌，大家离得如此之近，如何做成功的“隔离”？
关键有两个。
一个是用人，要分得清“新人”和“旧人”，新“制度”一定要用“新人”。
一个是新“制度”里边，要有足够的新鲜空气，保证“新人”不会“泄气”而变成“旧人”。
这方面，郭嵩焘是有切肤之痛的。
就是他赴山东烟台等地。查办隐匿侵吞贸易税收的那一次。
郭嵩焘在当地设局抽厘，可是用人不当，他任命的厘局绅董私自增加了名目，大肆盘剥商旅，竟至发生福山县的商民怒捣厘局、打死绅董的事情，这也成为僧王和文煜攻讦他的重要口实。
这个事件，正好成为郭嵩焘品评肃顺的那段话的绝好注脚。
郭嵩焘谈及此事，长叹一声，说道：“真正是‘请君入瓮’！”
曾国藩对郭嵩焘有一个评价，是“难堪繁剧”。意思是郭嵩焘只适合出主意当高参。不适合做政务官。
这个评价，关卓凡认为，只说对了一半。
郭嵩焘有书生气是真的，可绝非没有任事之能。他不论在山东还是广东。清理积弊、整顿政务。都是立竿见影。而郭嵩焘的“问题”。也正是他不论到哪儿，总要“清理积弊、整顿政务”，也就因此得罪当时当地的官场。包括处理不好和上官的关系。
在天津，和僧格林沁不睦；在山东，和文煜不和；在广东，和瑞麟不搭调，都是因为这个原因。
就是说，以郭嵩焘的性格和见识，在旧“体制”中，确实“难堪繁剧”。
在新“体制”中呢？
郭嵩焘这种人，难道还嫌太多不成？
何况，在关卓凡的设想中，“顾问委员会”实行“垂直管理”，并不需要和北京的其他衙门发生过多的联系，“顾问委员会”联系的对象，主要是各地的“新政”。
“顾问委员会”需要的权力，由关卓凡出面，拿过来交到“主任委员”手里。
所以，应该可以扬郭嵩焘所长，避郭嵩焘所短。
郭嵩焘的“出身”，对“顾问委员会”早期的工作，也有特别的帮助。
一般认为，郭嵩焘出身曾国藩幕中。但是，郭嵩焘绝非曾的普通幕僚，他在湘系中，有超然而独特的地位。
郭嵩焘的年纪，虽然小曾国藩七岁，但两个人却算是“同学”，他们都曾在岳麓书院读书，时间上是有交集的。
最重要的是，曾国藩的“出山”，是郭嵩焘一力促成。
洪杨乱起，文宗敕令丁忧在籍的曾国藩兴办团练，曾国藩犹豫不决。郭嵩焘几度登门，反复劝说，曾国藩终为所动，出面创办湘军。
曾涤生最终变成曾文正，始作俑者，是郭筠仙。
郭嵩焘于左宗棠，也大致起到了类似的作用。
郭嵩焘，实在是时代风向最敏锐的感知者。
“顾问委员会”的第一桩差使，是筹办“奉恩基金”。关卓凡打的算盘，除了“赎买”宗室对“新政”的支持外，他还要通过“奉恩基金”，实现一桩同样重大的图谋：控制所有“新政”的企业的财务。
因为“奉恩基金”的来源，是从各地新式工矿的盈利中抽成；而要抽成，首先就要弄清楚你有多少盈利，就是说，要盘你的帐。
如此，就掌握了新式工矿的财务。
关卓凡决定，新办企业，一律采用西法财务制度，就是“损益表”、“资产负债表”那一套。
原时空的洋务，办的不伦不类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财务制度老旧混乱，缺乏符合近现代企业制度的“数目字管理”，多少资源的浪费，多少人在其中上下其手，都根源于此。
建立了统一的近现代财务制度，企业自己才清楚到底赚了多少，亏了多少；而关贝子呢，也才好查你们的账。
还有，现在的中国，西法财务人才是奇缺的，哪儿有呢？
上海的洋行里有。
上海的广方言馆的西洋会计科里有。
广方言馆下面的“会计速成学校”里有。
嘿嘿，现在晓得俺多么高瞻远瞩了吧。以后中国的新式企业里，管财务算账的，都是从俺那疙瘩出来的人。
原时空那些名字响当当的企业，现在大多还没有开办。话说在前面，而不是中途插进去，事情就好办的多。新的财务制度的推行，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阻力。
但如果有人不理解甚至反对，郭嵩焘的“出身”就会起到一定的作用，因为办这些企业的，除了“轩系”，不是湘，就是淮。
用郭嵩焘有大把的道理和好处，但也是有隐患的，最大的隐患，是他的和左宗棠的恩怨。
这两个人，都是意气用事的人，同时，也都不是仰承上官鼻息的人，不是关卓凡说一句“你们别闹了”，就会乖乖坐下来合作无间的。
这个心结，不能系得太久，不然迟早误事的。
既然意气用事，就是性情中人，由此突破，未尝不能演一出“将相和”。
关卓凡说道：“筠仙，我知道左季高对不起你！”
关卓凡举荐左宗棠西征，为左宗棠摆平洋人银行、筹借洋款的事情，也已经传到了北京，则关逸轩和左季高的关系不言自明。郭嵩焘不能在关卓凡面前诋詈左宗棠，只好沉默不语。
关卓凡说道：“左季高给我写信，说起这件事情，有这么几句话，嗯，‘于亲有亏，于义无悖；于私有惭，于公无愧’——他晓得对你不起，‘于亲’、‘于私’，都说不过去，只好以‘义’、以‘公’来自况了”。
郭嵩焘轻轻地“嘿”了一声。
关卓凡继续说道：“‘左骡子’的心肠还没有变成石头——且不论他的心肠是硬是软，左季高的眼光可从来是好的，筠仙，你晓得他是怎么品论你的？”
郭嵩焘还真想知道，自己这个生平第一位“冤家”，人前人后，是如何讲说自己的？
关卓凡微笑着说道：“左季高说，‘筠仙大才，非一省一地之格局。粤抚之位于筠仙，犹龙困浅滩。某驱郭去粤，乃驱龙入海也！’”
郭嵩焘心头大震，心里五味杂陈，不知道说什么好？
关卓凡说道：“左季高确乎‘英雄欺人’，但唯有英雄能识英雄！筠仙，说起来，我倒要谢一谢‘左骡子’——非如此，你我又何能在此相见？”
说罢大笑。
郭嵩焘既感动，又尴尬。心里想，难道就此“放过”左宗棠？又好像太“便宜”了他！
*(未完待续。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