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三四七章 高低搭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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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场对抗演练结束，双方的成绩是“一比一”，归来的战机轻盈降落到了基地跑道上，飞行员们下机后彼此握手、互相致意，以维克托身份活动的龙云还掏出水笔来，给两位plaaf飞行员签了名——哦好吧，其实他的僚机也一样过来要了签名，然后各自回作战准备室脱掉飞行装备，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汇合。
天空中的对抗已经结束，地勤人员的忙碌则刚刚开始，中苏双方的机械师开始检查战机状态、测试各子系统的情况；机务人员也连接设备、读取飞行记录仪的数据，为后续的一系列对抗分析与研究做好准备，毕竟这是歼-10和mig-29m的首次对抗，同时也是“猛龙”自量产装备plaaf后的第一次亮相。
“猛龙”与米格的对话，龙云完成的相当轻松，他在休息室里坐了一会儿、和驾驭僚机的vvs上校闲谈，说话间，还问起一些近几年的中苏军贸情况。
对维克托*雷泽诺夫的询问，换成一般人士，多半会引起同僚的警觉。
的确，作为红空军的资深飞行员，而不知道一点国产战斗机外销的情况、尤其是关于远东盟友的大生意，简直就不可理解；不过既然是“死神”开口，上校当然毫无怀疑的知无不言，龙云也知道了一点情况。
果然，和现实世界里的情况差不多，在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、进一步续签了《友好合作互助条约》之后，与苏霍伊设计局一样。米高扬/格列维奇设计局也在八十年代末期向中国推销过mig-29战机。不过plaaf的考察团却“完全被su-27所吸引”。加上一些技术层面的考量，最终确定了大批进口后者，米格局的mig-29虽然在东欧和亚非拉等传统地区热销，却没拿下规模最大的远东订单。
这一情况，龙云很早以前就知道，他同时也清楚中**方这样做的原因，主要还是认为在国土广袤、军备有限的情况下，更大、更重也更远的苏霍伊明显比米格更好用。而且mig-29高度依赖的gci体系，中国也没打算部署，选择su-27就是一件顺利成章的事。
至于另一种理解，在网络上曾经也颇有市场，就是“军方认为‘十号工程’可替代mig-29，形成plaaf的高低搭配”，这就是在胡扯了，至少在现实世界里是一种胡扯。
遥想当年，sac引进su-27生产线之后，接收过了第一批次原版苏霍伊的空军仿佛磕药一般。大会小会上的核心议题就是“两七，更多的两七”。当时各子系统掣肘不前的“十号工程”还没定型不说，沈飞方面的公关工作也很到位，彼时plaaf的设想大概就是“清一色双发重型机”，如果军费不够——那大概简直就是一定的，捏着鼻子接收一些sac搭售的“蔡国庆”也不是不可以。
至于后来，解决了发动机问题的“猛龙”终于定型投产，某386的段子暂且不谈，空军方面派员试飞后发现“原来单发机也可以这么猛”，歼-10a才逐渐开始批量装备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，与su-27系一起组成了角色反串的高低搭配。
所谓“角色反串”，大概是和美军f-15/f-16比较的一种说法。
自加入解放军作战序列以来，作为双发重型机的su-27sk/ubk一直在不断改进，加上国产化的歼-11b、歼-16和进口的su-30mkk，全系列成员都在往多用途方向上靠，空对面弹药、各种吊舱和火控系统改进层出不穷，充分挖掘了苏霍伊家族大载弹量、远航程的优势；相比之下，歼-10家族却始终没褪掉防空拦截的本色，从a型到c型都一直有相当不错的空优能力，多用途方面却乏善可陈，直到最后退役时也仍然是一款偏重制空的机型。
轻型机偏空优，重型机偏多用途，这一情形看似奇怪，其实都是冷战后时代各国空军缩减规模、维持战力的多用途大潮所致。
发了一通感慨，也不知道坐在旁边的vvs上校能不能明白，龙云明智的没说更多。
当天晚上，在基地的餐厅里和代表团成员、中方人员一起用餐，吃上一顿比较“寻常”的中餐，龙云继续着前一天晚上的大快朵颐，不过今天他多了个心眼、收敛了饕餮之念，否则身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——虽然相貌有点**型，却对中餐如此痴迷，是不是也有点奇怪呢？
餐桌上，和前一天的情况相比，基地里提供的酒类更简朴一些，忙碌了一天的双方人员也没把心思放在比拼酒量上，龙云和白天交过手的王卫国、郑彬坐在一张圆桌边，说话间自然就转到了“猛龙”与mig-29m的比较上来。
一款战机性能如何，数字说了不算，实际试飞也不一定作准，和同时代的其他机型互相比较倒是很有意义。
虽然是用俄语交谈，龙云还是饶有兴致的和王先生的“人物投影”继续白天的探讨，说话间还从一旁的公文包里拿出些资料来辅助讲解，毕竟以他的考虑，plaaf对su-27的了解已经很透彻，那么舱内布局类似的mig-29，对解放军飞行员来说也一定不陌生，结合白天的对抗流程，他现在重点说一说米格机的性能和作战使用就可以。
红色帝国的武器装备，一般来说都重视使用者的快速上手、换装能力，米格机和苏霍伊的座舱布置相似度也很高，不过，随着机载系统的升级换代，m型su-27的座舱仪表板上就少了很多圆盘玻璃，和mig-29m之间的差别也大了不少。
既然双方都是飞行员、而非设计局的技术人员，龙云和王卫国等人的话题就一直围绕战斗机的性能、特别是格斗能力。
从使用者角度来评价这两款战机，双方对话中，就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区别。
早年间飞歼-8i、后来改换su-27sk，王卫国在最近几个月才接手歼-10战机，这位年轻少校原本就对机动灵活的“猛龙”十分推崇，对“高低搭配”的理解也挺到位，现在评价起刚刚交过手的mig-29，他的观点，大概是将其看做一架动力更充沛的su-27，这种看法其实也有几分道理，毕竟两者的气动构型、电子系统和武器装备都差不多。
基于这种理解，听到对mig-29m装备的一些询问，龙云向王卫国等人说明，m型米格仍然是为世界大战而准备的一种前线歼击机，所以性能与原型相比提升不大，改型设计主要考虑大规模量产的需要。
另一方面，对cac完成的“十号工程”，龙云也以维克托*雷泽诺夫的身份发表了一些看法，反正餐桌旁也不是正式的会晤场合，他说的就挺随意：
“是的，按我个人的理解，贵军装备体系的确需要一款多用途的轻型机，‘十号工程’在这方面应该说很成功；另一方面，关于早年间的军贸经过，mig-29的设计并不完全切合中国空军的作战需求，毕竟，远东方向的军事对峙态势与中欧不同，我们两军的作战风格、和要完成的任务也不一样。
还有一点，就上午的参观考察，贵军的技术人员说起过，‘十号工程’的设计与制造标准与我军体系不同？
这方面我很感兴趣，如果可以透露，‘十号机’与su-27sk的生产制造成本、耗费工时方面的比较如何；毕竟看眼下的局面，很显然，中国也需要尽快更新数量庞大的二代机队，而就我所知，苏霍伊战机的生产流程与成本，是难以满足这一要求的。”
“哦，——呵呵！
中将同志，您这一下可把我问住了，”
身为plaaf飞行员，王卫国对维克托*雷泽诺夫中将“哈哈”一笑，“说起来，我只大概知道‘十号机’的造价，不过您肯定知道，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下，武器的生产成本是难以核算、也需要保密，我们作为飞行员并不清楚。
不过，雷泽诺夫同志，我们一线人员的看法，也许‘十号机’并不会立即进入大规模量产，或者揣测一下，上面也没有这样的计划。”
“哦……？
是这样么，那又是出于什么原因。”
对王卫国的回答，龙云略一点头，他原本也只是当闲聊般问起，至于武器的制造工时，本来也只是一个大约的估计数字，军事工业部门的精确统计数字当然是有，但实际上，由于工艺、工序与上下游配套制造部门的情况变化，所谓“制造工时”必定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约数。(未完待续。。)
一场对抗演练结束，双方的成绩是“一比一”，归来的战机轻盈降落到了基地跑道上，飞行员们下机后彼此握手、互相致意，以维克托身份活动的龙云还掏出水笔来，给两位plaaf飞行员签了名——哦好吧，其实他的僚机也一样过来要了签名，然后各自回作战准备室脱掉飞行装备，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汇合。
天空中的对抗已经结束，地勤人员的忙碌则刚刚开始，中苏双方的机械师开始检查战机状态、测试各子系统的情况；机务人员也连接设备、读取飞行记录仪的数据，为后续的一系列对抗分析与研究做好准备，毕竟这是歼-10和mig-29m的首次对抗，同时也是“猛龙”自量产装备plaaf后的第一次亮相。
“猛龙”与米格的对话，龙云完成的相当轻松，他在休息室里坐了一会儿、和驾驭僚机的vvs上校闲谈，说话间，还问起一些近几年的中苏军贸情况。
对维克托*雷泽诺夫的询问，换成一般人士，多半会引起同僚的警觉。
的确，作为红空军的资深飞行员，而不知道一点国产战斗机外销的情况、尤其是关于远东盟友的大生意，简直就不可理解；不过既然是“死神”开口，上校当然毫无怀疑的知无不言，龙云也知道了一点情况。
果然，和现实世界里的情况差不多，在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、进一步续签了《友好合作互助条约》之后，与苏霍伊设计局一样。米高扬/格列维奇设计局也在八十年代末期向中国推销过mig-29战机。不过plaaf的考察团却“完全被su-27所吸引”。加上一些技术层面的考量，最终确定了大批进口后者，米格局的mig-29虽然在东欧和亚非拉等传统地区热销，却没拿下规模最大的远东订单。
这一情况，龙云很早以前就知道，他同时也清楚中**方这样做的原因，主要还是认为在国土广袤、军备有限的情况下，更大、更重也更远的苏霍伊明显比米格更好用。而且mig-29高度依赖的gci体系，中国也没打算部署，选择su-27就是一件顺利成章的事。
至于另一种理解，在网络上曾经也颇有市场，就是“军方认为‘十号工程’可替代mig-29，形成plaaf的高低搭配”，这就是在胡扯了，至少在现实世界里是一种胡扯。
遥想当年，sac引进su-27生产线之后，接收过了第一批次原版苏霍伊的空军仿佛磕药一般。大会小会上的核心议题就是“两七，更多的两七”。当时各子系统掣肘不前的“十号工程”还没定型不说，沈飞方面的公关工作也很到位，彼时plaaf的设想大概就是“清一色双发重型机”，如果军费不够——那大概简直就是一定的，捏着鼻子接收一些sac搭售的“蔡国庆”也不是不可以。
至于后来，解决了发动机问题的“猛龙”终于定型投产，某386的段子暂且不谈，空军方面派员试飞后发现“原来单发机也可以这么猛”，歼-10a才逐渐开始批量装备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，与su-27系一起组成了角色反串的高低搭配。
所谓“角色反串”，大概是和美军f-15/f-16比较的一种说法。
自加入解放军作战序列以来，作为双发重型机的su-27sk/ubk一直在不断改进，加上国产化的歼-11b、歼-16和进口的su-30mkk，全系列成员都在往多用途方向上靠，空对面弹药、各种吊舱和火控系统改进层出不穷，充分挖掘了苏霍伊家族大载弹量、远航程的优势；相比之下，歼-10家族却始终没褪掉防空拦截的本色，从a型到c型都一直有相当不错的空优能力，多用途方面却乏善可陈，直到最后退役时也仍然是一款偏重制空的机型。
轻型机偏空优，重型机偏多用途，这一情形看似奇怪，其实都是冷战后时代各国空军缩减规模、维持战力的多用途大潮所致。
发了一通感慨，也不知道坐在旁边的vvs上校能不能明白，龙云明智的没说更多。
当天晚上，在基地的餐厅里和代表团成员、中方人员一起用餐，吃上一顿比较“寻常”的中餐，龙云继续着前一天晚上的大快朵颐，不过今天他多了个心眼、收敛了饕餮之念，否则身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——虽然相貌有点**型，却对中餐如此痴迷，是不是也有点奇怪呢？
餐桌上，和前一天的情况相比，基地里提供的酒类更简朴一些，忙碌了一天的双方人员也没把心思放在比拼酒量上，龙云和白天交过手的王卫国、郑彬坐在一张圆桌边，说话间自然就转到了“猛龙”与mig-29m的比较上来。
一款战机性能如何，数字说了不算，实际试飞也不一定作准，和同时代的其他机型互相比较倒是很有意义。
虽然是用俄语交谈，龙云还是饶有兴致的和王先生的“人物投影”继续白天的探讨，说话间还从一旁的公文包里拿出些资料来辅助讲解，毕竟以他的考虑，plaaf对su-27的了解已经很透彻，那么舱内布局类似的mig-29，对解放军飞行员来说也一定不陌生，结合白天的对抗流程，他现在重点说一说米格机的性能和作战使用就可以。
红色帝国的武器装备，一般来说都重视使用者的快速上手、换装能力，米格机和苏霍伊的座舱布置相似度也很高，不过，随着机载系统的升级换代，m型su-27的座舱仪表板上就少了很多圆盘玻璃，和mig-29m之间的差别也大了不少。
既然双方都是飞行员、而非设计局的技术人员，龙云和王卫国等人的话题就一直围绕战斗机的性能、特别是格斗能力。
从使用者角度来评价这两款战机，双方对话中，就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区别。
早年间飞歼-8i、后来改换su-27sk，王卫国在最近几个月才接手歼-10战机，这位年轻少校原本就对机动灵活的“猛龙”十分推崇，对“高低搭配”的理解也挺到位，现在评价起刚刚交过手的mig-29，他的观点，大概是将其看做一架动力更充沛的su-27，这种看法其实也有几分道理，毕竟两者的气动构型、电子系统和武器装备都差不多。
基于这种理解，听到对mig-29m装备的一些询问，龙云向王卫国等人说明，m型米格仍然是为世界大战而准备的一种前线歼击机，所以性能与原型相比提升不大，改型设计主要考虑大规模量产的需要。
另一方面，对cac完成的“十号工程”，龙云也以维克托*雷泽诺夫的身份发表了一些看法，反正餐桌旁也不是正式的会晤场合，他说的就挺随意：
“是的，按我个人的理解，贵军装备体系的确需要一款多用途的轻型机，‘十号工程’在这方面应该说很成功；另一方面，关于早年间的军贸经过，mig-29的设计并不完全切合中国空军的作战需求，毕竟，远东方向的军事对峙态势与中欧不同，我们两军的作战风格、和要完成的任务也不一样。
还有一点，就上午的参观考察，贵军的技术人员说起过，‘十号工程’的设计与制造标准与我军体系不同？
这方面我很感兴趣，如果可以透露，‘十号机’与su-27sk的生产制造成本、耗费工时方面的比较如何；毕竟看眼下的局面，很显然，中国也需要尽快更新数量庞大的二代机队，而就我所知，苏霍伊战机的生产流程与成本，是难以满足这一要求的。”
“哦，——呵呵！
中将同志，您这一下可把我问住了，”
身为plaaf飞行员，王卫国对维克托*雷泽诺夫中将“哈哈”一笑，“说起来，我只大概知道‘十号机’的造价，不过您肯定知道，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下，武器的生产成本是难以核算、也需要保密，我们作为飞行员并不清楚。
不过，雷泽诺夫同志，我们一线人员的看法，也许‘十号机’并不会立即进入大规模量产，或者揣测一下，上面也没有这样的计划。”
“哦……？
是这样么，那又是出于什么原因。”
对王卫国的回答，龙云略一点头，他原本也只是当闲聊般问起，至于武器的制造工时，本来也只是一个大约的估计数字，军事工业部门的精确统计数字当然是有，但实际上，由于工艺、工序与上下游配套制造部门的情况变化，所谓“制造工时”必定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约数。(未完待续。。)